图为延伸至江苏省昆山市花桥商务区的上海市轨道交通11号线北段工程光明路站。
上海地铁供图
本报记者 巨云鹏 郝 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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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栋小楼，17名工作人员；一个常设机构，三省一市协同；一个行动计划，144项具体工作。在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成立的一年间，一体化步伐坚定有力。
如何看待这个被称为“神经中枢”的专职机构？在协调三省一市上百项工作的过程中，形成了哪些特有的工作机制？一体化发展的未来，将有哪些设想？走进这栋小楼，记者感受到了长三角一体化的蓬勃活力。
在上海徐汇区北端，武康路、华山路与复兴西路有一处交汇，三条路，各自走笔，在地图上绘出一个三角形。
2018年1月成立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（以下简称长三办），办公地就在这个三角形东南端的一栋小楼里。周边的房子多近百岁，往来的游人，走走停停，合影留念。但长三办里的17名“长三角人”却没有这种雅兴，脚步匆忙、会议频接、工作饱和是常态。
刚到办公室不到3个月的浙江嵊泗干部章军辉，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匆忙。在网站“中国长三角”的维护工作中，他发现，网站上文化、教育、科创、交通……各领域一体化进展消息的更新频率越来越高，这让章军辉有些兴奋，“别人讲，长三办像个创业公司，那现在这个‘公司’一定是在准备IPO。”
为区域合作充当“神经枢纽”
2018年7月，《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—2020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行动计划》）正式印发，标志着三省一市的区域发展有了四地官方共同认可和遵循的“行动路线图”和任务时间表。
这份涵盖了12个合作专题与7个重点领域的《行动计划》，无疑是长三办里从沪、苏、浙、皖四地抽调来的工作人员最重要的工作成果。
“各省市都有自己的需求和现实情况，大家带着自己省市的期待来，沟通的过程当然艰苦。”长三办有关工作人员介绍，《行动计划》起草之初，就已有180多项合作需求和工作建议，3轮征求意见，各方面又提出360多项反馈，轮番汇集到这栋小楼里，“有什么问题，面对面沟通。”
最终，经过反复的会商协调，各省市的绝大部分需求、意见和建议都在《行动计划》中得到了体现。不少原本碎片化、零散化的项目也通过长三办的协调沟通，形成了整体规划。
上海市发改委地区处处长谭盛源举例说，“城际轨道交通的对接，此前谈了十几年，但一直没有太多进展，原因是此前各城市的需求都是点对点，没考虑到轨道交通网的设计，显然不合理。”而通过长三办，大家讨论提出，规划上要做好衔接，先做城际交通网的整体规划。
“各城市的轨道交通网与网之间对接好了，具体的线路连接才能一个一个向前推进。”长三办有关负责人表示，“像这样为长三角区域政府间合作充当‘神经枢纽’，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所在。”
《行动计划》有了，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和对项目的追踪成了长三办接下来的工作重点。
“我们建立了一个工作任务报送系统，每个月5号各省市的工作推进情况都会汇总到系统中来。”长三办有关负责人介绍，根据《行动计划》，将有320余项具体工作任务，2018年开始的144项中，各有牵头部门负责，纳入各省市的考核，工作进度则由长三办全程追踪。“截至2018年12月，有65项已经完成或即将按期完成，75项按照节点正常推进。”
该负责人介绍，以进展顺利的环保领域信用联合奖惩工作为例，四省市环保和信用部门共同制定的《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领域实施信用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》，让长三角地区环保领域企业严重失信行为有了统一的工作对象范围、认定标准、联合惩戒措施与信息共享平台。
“各地环保部门每月推送行政处罚信息至平台，银行接入平台后，能实现在区域范围内联合实施绿色信贷约束。”平台承建方、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，目前已有逾百家商业银行接入平台并开通账号。不久前，上海一家银行通过平台对申请贷款的企业进行风险筛查时，发现有企业出现在环保失信名单中，为此银行及时强化了风险监控措施。
为推动项目落实制定统一规划
“三省一市共同设立跨行政区域的常设机构，三省一市干部统一集中办公，这是一个行政体制上的大突破。”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看来，长三办的建立，反映了长三角区域合作推进的内在需求。
上世纪80年代江浙企业打破计划经济的区域限制，自发联合办厂、跨区域企业联姻；上世纪90年代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建立，十几个城市的负责人开始不定期坐在一起共商发展；2000年以来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启动，长三角的区域合作一步步从市场力量主导为主，到市场与行政力量并行。
此后，长三角“三级运作”的区域合作机制开始运作。决策层，“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”，决定和决策关系长三角区域发展的重大事项；协调层，“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”，协调推进和检查督促跨区域重要合作事项；执行层，“联席会议办公室”和12个“重点合作专题组”，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推进落实。
